我的庚子年始于一场高烧，睁开眼零点已过，量体温，38.8摄氏度。
发烧时，身体很沉重，痛觉尖锐。疲劳，却连着几晚难以入睡，肌肉骨骼都在疼，尤其是后腰。器官出问题后存在感强烈，那是一种难以向健康人描述的难受——我能感到一边的肺泡似乎没有另一边舒展。高烧几天，潜伏几天，又更猛烈地袭来。
大年初一，起了个大早，又到同济医院。病人不算多。我终于做上了胸部CT。下午拿到结果：双肺磨玻璃影。我没有哭，甚至没有表情变化，但手是抖的。
几个月前，我对这一年的期待是毕业设计和研究生申请。怎知大小仅相当于十万分之一粒芝麻的新冠病毒正在悄然飘荡。
1月23日，开始高烧的第二天，武汉“封城”了。在武汉市确诊病快速增长时，我的病情加重进入隔离，医院的床位很紧张，迟迟不能转院，在学校和老师们的帮助下，我终于在2月17日作为重症患者入院治疗。
在汉阳同济，声音和光又回来了。即使到深夜，医院的灯也不会完全熄灭。我能听见医生护士穿防护服在走廊来来去去，那是一种类似挥舞塑料袋的声音，脚步沉重，但这让我安心。
住院的头几天里，几乎日夜昏睡。治疗的药物带来副作用，呕吐、恶心。慢慢地，我清醒的时间越来越长。医生告诉我，在我身体内，年轻的免疫系统正在药物帮助下与病毒对抗。我开始发现，自己骨子里终究还是一个武汉人。武汉人执着，而我如此执着于活下去这件事。
眼前的一切都让我觉得惊喜：窗外的天空，墙上的日影，包苹果的硫酸纸透过光线的好看颜色，这是我第二次体会这种惊喜。
离开隔离点去医院的夜里，导师曾千之老师告诉我，每个人都做自己可以做到的事情，这个世界就会越来越好。我反复咂摸这句话......医院在病人中招募志愿者协助护士时，我还是犹豫了一整天才去报名。对方很高兴地说：“你是第一个。”
这是我从未有过的举动。得病之前，我花了两年才做好心理准备参加班级聚会，经常紧张于人与人的联系，但现在我已经开始体会到自己需要这种联系，并感谢它。
志愿者大多都是年轻人，我们会在身体状况好时尽力协助护士，帮助减轻她们杂事上的负担。我们一起给病友们分发餐食；在医院的墙壁画壁画、贴照片；为白衣天使们画特写；带着病友和医护人员一起跳舞......
我们还一起制作了一档音频节目，在医院的广播系统中播出。我还记得第一期节目里，有年轻人说，除了生死，没有大事。妇女节的时候，我收到落款为《A10病区全体的医护工作者》的信，写在大红纸上：祝“我们科的小美女早日康复”。随信还有一朵玫瑰花、一盒巧克力。
3月来临后，我的情况有所好转。武汉市新增确诊病例首度跌至两位数。3月10日，我的检查结果达到出院标准，转移到隔离点，核酸检测不“复阳”就能康复回家。
这场疫情，让我变得更勇敢了。
对于那个困扰过我的宏大问题，暂时有了答案。或许，是我搞错了顺序：以前我老在寻找生命的意义，因为我觉得，生命要有意义，然后才会有力量，现在我认为，生命本身就是力量。
